生活的细碎
先从一个段子开始吧。
我在麻醉复苏室里做了一件很二的事情。
恢复意识第一句听到的话好像是旁边的护士一边推我出来，一边说：“听说你是个高材生。”然后我下意识用手摸了摸肚子，问她“手术还顺利吗？”“放心，很顺利。”
接着我的意识开始模糊，开始念叨：“胡医生好帅……”
“胡医生都结婚了。”
“我喜欢胡医生……”
“都有孩子了！”
“哦嚯……”（四川话）
“给你做手术的是汪医生，你怎么不说汪医生帅啊？”
我：……
后来又重复表白了一遍，说了句“哦嚯……”，在护士们的笑声中睡过去了。
当麻醉没有过去的时候，世界是模糊而美好的，我像宿醉了一样，在朦胧中看着周围繁忙的人群，觉得自己是局外人。
1
小时候一直对生病有一种浪漫的假想。套路偶像剧里，爱情离不开疾病的考验和悲剧升华，生病意味着平时亟需关爱的内心终于有了被关爱的理由，你会理所当然成为被怜悯和被关注的对象。这是一种弱者心理，健康时难以启齿的缺爱心态，在生病时有了合理的出口。那种假想林黛玉般的柔弱和诗情画意，唯独忽略的是肉体上真正的折磨。
轻微的不舒服时，这是恰到好处的矫情。但当疼痛难忍时，我才发现脑子是空白的，任何诗情画意荡然无存。有两个时刻：一是对周围的人和世界都不感兴趣了，全身心被疼痛折磨；二是等疼痛缓解时，睁眼看到窗外阳光扫过的世界，一下子觉得关联起来，我渴望走出去，那里还有多少我没经历过的事情。
这是两种状态，前者是一遍遍挣扎后身体的妥协和无望；后者是人哪，在慢慢恢复后，一点点的好处都能带来无上的满足感。
当我后来在病床上想到小时候这种心理状态时，心里对自己坦白，矫情并非丝毫没有，但前提一定是知道自己必然好转的情况下。说到底，人必然是在一个极其自我与孤独的状态下面对自己的身体，正如我们终将独自走向死亡，外界的怜悯不过是我们内心需要的暖意，让自己少些恐惧。
2
禁食三天后，清晰地记得医生说可以少量喝点粥了。那小米粥上的一层米汤，含在嘴里，都是美味，更别说后面悄悄吃了一颗葡萄，满嘴葡萄汁的清冽好像天堂。我开始留意到了每一种食物的味感，米饭和面条原来咀嚼久了之后会在嘴里产生清香，稍微带盐的青菜清爽美味，细细品味嚼碎之后的果汁，如同甘泉。至于闻着就流口水的肥肠粉一类，现在已经没有口福再去尝试了。
当不能再吃时，它们就变得愈发珍贵起来，一颗葡萄就是一个奖赏，而且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吞下去，生怕身体再反抗，引起新的疼痛。
九月，我捂着肚子在大连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地上、床上打滚，在注射室里打完两支止痛针也丝毫没有好转，加上晕针我根本下不了床，护士冷漠的在旁边弄电脑，我连把裤子提上来的力气都没有。痛了两个多小时后，住院医师下来会诊，打完CT，他兴致盎然地坐在凳子上，笑着说：“胆囊炎，幸好没有引发胰腺炎，这下来旅游玩舒服了呀！”我苦笑了一下，拉着他的手说，“医生，别说了，先给我治疗吧……”
跟着他走到住院部，直接坐在了住院部护士台边的地上，书包落在一旁，并没有人特别留心我。大概几分钟后，远远听到一位女性的声音说：“她怎么坐地上了，地上凉。”见我没有反应，她走了过来，跟我说让我起来。那时我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是对着那双走近的脚喃喃了句：“我这样更舒服点。”这位阿姨接着嘟哝了几句，就走开了。
不一会儿，一位护士走过来，扶起我，拿起包，终于把我送到了病床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丧失了任何行动和思考的意识，只是右侧卧，把双腿蜷缩起来，不间断发出呻吟声。靠窗有一位大姐，她连忙把自己的热水袋灌满热水给我送过来，说捂在肚子上会舒服些，接着扯了两床被子，盖在我的身上。我心下一热：东北人民真热情。止痛针的效果渐渐散发出来，我沉沉的睡去，醒了之后，吊水已经帮我打上了，病房的灯已经打开，亮堂堂的。我张望了一下四周，三张床，中间是空着的，临窗的大姐正在看手机，我好像可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了，但随即又昏沉沉睡去。
第二天醒来时，中间床位的主人已经回来了。后来我了解到，临床两位大姐都不是第一次胆绞痛，而且这次都引发了胰腺炎，现在她们炎症已经退去，正在准备手术。病房内外，处处都能感到东北和成都或者广州的不一样，可能因为这只是一家二甲医院，也可能因为东北人天性使然，无论医护人员多么忙，你总能看到他们停下来跟你唠几句嗑。我知道他们好几个人都养狗或者养猫，炒四川竹笋特别好吃，怎么选海鲜才算好，他们的孩子都在干嘛……房间里虽然没有电视，但三人间加两个陪护床一点也不拥挤，看起来新修没多久的住院楼，也少有老三甲医院流露的陈旧气息。后来可以下床后，队长牵着我在走廊上来回走动，我透过走廊尽头的两扇窗户，去眺望这个不曾留意过一眼的陌生世界。
除了前两天的疼痛，后三天的间歇性发烧，总的来说，我的住院是比较舒适的。护士不会让我们把陪护床收起来，我的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发呆，一边看着液体一滴滴掉下来，一边轻揉手背，让输钾时不那么疼痛。或者远眺窗外，没有戴眼镜，只能模糊看见阳光如何重新照在那片高低错落的楼上，又如何缓慢移动，直至进入我们房间时，只剩最后一丝柔弱的昏黄。最遭罪的应该是打点滴，因为我的双手已经布满了针孔，后来用不了软管子，只能每次都重新扎一针，到最后一次时，经验老道的护士，都扎了两次才输液成功。
偶尔和病房里几位东北大哥大姐唠嗑，他们都是祖籍黑龙江，到大连来务工。他们有与我曾经接触过的东北人不同的气质，比如他们其实安土重迁，并不希望离开东北，也不想要自己的孩子离开，甚至嫁远了也不放心；他们的孩子都在东北的学校读书，自己则拿着每个月三四千的工资，养着好几只猫狗，对生活充满了满足感；他们觉得南方人精于世故，自己的孩子远没有同屋的南方同学那么会打理生活。
聊着聊着，我想起在宽甸青山沟里住的那晚，老板的岳父和他的老朋友喝在兴头上，这位老朋友转头用胶辽方言对我说道：“小姑娘，回啥四川咧，你们那儿地震多，还是留在我们东北好哦！”
他们继续用方言闲侃着，我能听懂个六七成，大致是在家乡如何发家致富的段子。这种心理实在有趣，因为我在成都人口中听到的也并不少。此前我未踏足过东北，它像一位日薄西山的老人形象存在于我的脑海里，我认识的东北人几乎都已离家，没有再回去的打算，这里有广袤的自然风光供旅行者观赏，但它作为中国“雄鸡”版图上的鸡头，早已没了领头的位置。我带着这种预期去接触东北人时，殊不知，生活在此的大多数人，其实和中国很多二三四线城市的人们一样，安于那片土地。
3
回到成都又发了一次烧，大清早从沉沉的梦中醒来，烧退了，迷糊间仿佛回到大连住院期间，梦中正在准备动身继续未完成的东北行程。我实在想去，但在梦中却被各种阻止，这种感受和鲁迅在一篇散文里写到的一样：
“给我喝一点水。并且去开开电灯，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。”
“为什么？……”她的声音有些惊慌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。
“因为我要过活。你懂得么？这也是生活呀。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。”
“哦……”她走起来，给我喝了几口茶，徘徊了一下，又轻轻的躺下了，不去开电灯。
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。
街灯的光穿窗而入，屋子里显出微明，我大略一看，熟识的墙壁，壁端的棱线，熟识的书堆，堆边的未订的画集，外面的进行着的夜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，我在生活，我将生活下去，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，我有动作的欲望——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。
就是这种渴望，疼痛和高烧一旦消退，剩下的就是对生活细碎的关注与渴望。拿破仑的世界不只有打仗，李白的世界不只有作诗，而我的世界不只有旅行和外出，大部分时间是自省与在自我黑暗的世界中游荡。这些被外界忽略的细碎，恐怕才是真的生活。
一如开始说到，生病这件事如同旅行，是一件非常私人的感受。我开始关注到了很多日常忽略的东西。手术前的一天，一位朋友来医院看我，彼时我还在发炎，被医生的术前谈话吓个半死，正在挣扎要不要手术。朋友跟我聊起了她刚结束不久的禅修经历，她跟我说这次生病后会不一样的，当时也没想太多会有如何的不一样，只是那句“一切都会过去”在鼓励着我。
我从未那么渴望过人生能跳过一天再接着活，而人为了让自己活下去，究竟能付出的代价在哪里，这是健康的人难以想象到的。我此前一直放在嘴边的“体验”生活，变得讽刺可笑起来，客观地来讲，它成了感官享乐的同义词。观察到的浮光掠影无论如何都是浅层次和表面的，和路上的人们保持的距离，给了我那层美感，才给了我错觉。庆幸的是没有患上重病，但想到如果活得够长，漫漫人生可能还会面对进手术室的恐惧，让我不寒而栗。
那几天我第二遍阅读索尔仁尼琴的《癌症楼》，压抑得很。书中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：“生命的最高价值究竟是多少？到底为它该付出多少代价，而付多少便不可以？……为了保全生命，要把赋予生命本身的色彩、香味、激动统统付出——这样的代价又如何呢？换来的只是包括消化、呼吸、肌肉与脑细胞活动的生命，仅此而已……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高？”
以前第一遍看时，觉得答案很容易：那样的代价注定是太高而毫无疑义的，如果是我，我一定拒绝承受所谓的“医治”带来的痛苦。现在再看到时，又不得不怂怂地承认人的求生本能会压倒一切，就算拒绝，逃不掉的还是恐慌。人是什么呢，是躺在病床上的这些个一百多斤的肉吗？不止于此，可为什么总是心为形役呢？很清晰感受到精神和肉体的联系与分离，我们的身体被创造得奇妙而又悲哀。
对于年轻就要面对肉体死亡的人，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提出了一种说法：“最不正确的思路是一切从失去了什么出发，比如说：要是他能长寿，该有多么幸福，可以到哪些地方去，可以得到些什么。正确的态度是承认统计数据：总是有些人年轻时就死的。”死得早的人错过的越多，但其实，我们的满足永远不是通过寿命的长短能填满。如果真能如此想，这算不算是自我与死亡达成的和解？
慢慢恢复时，我渐渐又有了自己是个正常人的感觉。然后我无奈地发现，生病期间注意到的细碎又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和让我上心了。等一切都过去，矫情之余，我照旧是原来那个我，改变的是什么呢？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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