形色小葱

Lonely Planet指南作者，前记者，旅行痴迷者，路上拍照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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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村小里的缅甸少年

▲ 听数学课的陈尚雄，当时正在讲数字的大小排序。

这是一个四川村小孩子和他背后正在消失的村小的故事。

我一直在思考游记记录的究竟应该是什么，除了山光水色，更多吸引我的是自己日常生活之外的小人物的日常。

如今的中国农村寂寞萧条，就算过年也找不到太多的人群，田野间一栋栋新修楼房之下，承载的不是幸福团圆，不过是对归去故乡的盼望和幻想。曾经留守的老人和小孩成了农村的象征，但如今，老人在逝去，小孩也在离去。他们有的辍学去城里追随父母的脚步，有的被父母带到城里读书。农村成了落后和不前进的代名词。

我算是第一代的留守儿童，父母外出时我在村里和爷爷奶奶住了两年，随后被接到了城里读书。

关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一直很困惑。

我妈妈常说在“他们成都人”如何如何，他们虽然在成都居住了30年，但依然不认为自己是本地人，即便如今，他们还偶尔会谈论起要回老家修一栋小房子过老年生活。

在这样的不安定感中，成都也成了我的“寄居”，而与此同时，我对正在老去的故乡又丝毫没有父母那般的感情。18岁后离开成都外出求学，那又更是“寄居”了。

所以我的故乡在哪里？我空有这个名词，却找不到怀念的对象，只能从父母的乡愁中寻得丝毫踪迹，借来慰藉自己。

▲ 课间，陈尚雄在和同班同学玩耍。

黝黑的肤色、厚厚的嘴唇、微卷的头发，这些都让8岁的陈尚雄看起来和周围的同学有些不一样。

当他偶尔开口，羞涩而小心地跟你讲话时，你听到的却是当地宜宾邱场口音的四川话。

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，成了个难以界定的问题。没有户口、没有缅甸证明、找不到生父、身体里流着中缅的混血，至今他的身份悬而未决。周围同学有时笑他是缅甸人，他也跟着笑，不说什么。他对亲生父亲没有任何记忆，1岁多时，母亲把他抱到了四川的这个山坳坳里。

从四川宜宾邱场镇出发，再走十几公里的弯曲土路，穿过稻田，才能到达位于半坡上陈尚雄的家里。我在那个破败的泥土房前看到了伊拉——陈尚雄的母亲。那天上午，陈尚雄正在学校上课，小学的邹老师带我到了这里。

▲ 陈尚雄的家，左边是他们的泥土房，右边是邻居的新房子。

和伊拉的对话并不容易，尽管她在这个村里呆了5年多的时间，也基本可以用四川话和当地人沟通了，不过用她的话讲，“（四川话）有时候听得懂，有时候又听不懂，有时候说不来。”

“不晓得嘛”是她最常有的回答，有时一个答案她可以絮叨很久，内容我和邹老师都听不太明白，甚至分辨不清她用的四川话还是缅甸话，再问一遍，她又说，“反正不晓得嘛。”

“你今年多大呀？”

“不晓得嘛，可能三十多。”

“那生日是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具体记不清了。”她不好意思笑笑，又说，“只晓得生了（我）就快过年了。”

“现在想回去吗？”

“有些时候心痛娃儿，如果是找到了，还是想回去。”

“如果回去了，还会回来吗？”

（笑）“我不晓得到时候想不想回来。”

伊拉也有着黝黑的肤色，说话间总带着笑意。她不识字，没上过学，记得自己名字的缅甸文发音，不记得自己的生日，搞不清究竟来自于缅甸哪个地方，不知道第一任中国丈夫的任何信息。

▲ 院子洗衣服的伊拉和玩耍的两个孩子。

初夏的阳光很好，房前院里的大半被照得明晃晃的，远处是高低错落的翠绿茶山。她趁天气好，把家里所有的脏衣服都拿了出来，一边照看陈尚雄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一边收拾着，一边断断续续跟我们说着话。院子里的老式双筒洗衣机发出了滴滴声，启动的按钮早已脱落，她不时用一把钳子去扭动开关，才能顺利让这台老机器运作起来。

两个孩子时常哭闹，很多次话到一半，她又不得不停下来安抚他们，让他们“莫闹莫闹”。她在村里的时间，大部分就消磨在家务农务和照看孩子的琐事中。

当时和她一起“嫁”到中国的还有5个缅甸姑娘，其他都去了云南，只有伊拉到了四川。大概7年前，一个中国男人给了她父母两三千块钱后，把她带了过来。这位首任丈夫对她并不好，“脾气不好，又老跟我吵架。”伊拉生下陈尚雄后，在砖厂打工时又认识了现在的第二任丈夫，才辗转跑到了新店村。她的所有证件和与家里的联络方式都留在了第一位丈夫那里，从此自己没了任何身份。

关于第一任丈夫，她认为他是四川内江的，而陈尚雄的爷爷陈隆兴则摇摇头，“她应该听错了，我听说好像是乐山的。”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表示已经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再找到这个人。

对于家里的记忆，伊拉似乎更清晰些。她还记得自己有两个姐姐、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，家里的房子就在大马路边，那里不用去几公里外的街上赶集买东西，每天会有小贩直接在马路上吆喝。

这些离现在太遥远了，她想回去，热切地询问着缅甸究竟离四川远不远，坐汽车能不能到，需要花多少钱。而说到她没有证件不好买票时，她又苦恼了，“是嘛，我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他（首任丈夫）怎么就把我带过来了，没看过证件。”

村里人自然少不了议论这位缅甸媳妇儿，派出所也来过好几次，担心她是被骗到中国来的。但说来说去，周旋来回，没有谁找得到伊拉的真实身份，“他们说联系过缅甸，没找到这个人。”陈隆兴好几次想给陈尚雄上户口，而由于没有血缘关系，他不能跟着陈家落户。

没有身份对陈尚雄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最直接的影响是小学之后如何继续上学。

▲ 陈隆兴赶集回来，给小孩买了苹果，孩子们一看到爷爷回来都期盼地围上去。

如今陈尚雄在距家两三公里的新店小学上二年级，每天早上7点左右，他就背着个大书包，拿着爷爷陈隆兴塞给他的1块钱，踏上大路，翻过一个大坡，往学校走去。

八点半上课前，全校15个孩子自觉地拿着扫帚一边嬉戏，一边打扫水泥操场的落叶。扫完后三三两两就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零食吃，他们大多数每天有两三块的零花钱。

那天陈尚雄落在另外三个同学的后面，手上挥舞着一块钱，飞奔而来。看到同学们都买好了吃的时，他不好意思笑笑，想把钱给我，我摆手后他又跑到店里，像给老师交作业一样，先把钱递给老板，再飞快拿了平时爱吃的，回到小伙伴中间。这些5毛钱一个的零食，他可以买到两个。

▲ 吃零食。

3名老师和15名学生的学校生活更像是一个大家庭。当清晨打扫完毕又还没开始上课时，所有人会聚集到四年级的教室里翻看幕天公益的赠书。他们看图片的时候居多，翻动的速度也很快。有时一个四年级的带着一个二年级的小伙伴，会读出声来。他们有最喜欢的绘本，比如《神奇阿呦》，有最喜欢的故事，比如《一千零一夜》。如果要把捐来的书带回家看，每个人会主动找小班长登记，看完了及时归还。

井然的秩序下，并没有太难管教的学生。

课间，男生会在操场上踢足球，几个女生则手牵手溜圈。

11个四年级孩子的教室在一楼最右侧，4个二年级的孩子则在二楼最左侧，有时他们上课的朗读声和争论声混杂在夏日知了的叫声中，稀稀疏疏，反而让午后的乡村更为平静。

这里的每个孩子都是和陈尚雄一样的留守儿童，好一些的母亲在家里，剩下的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。

从邱场镇到新店小学一路上路边不乏气派的小洋楼，近年大多数外出打工的人攒了些钱，都会在大路边选个合适的位置，盖起新楼。一方面是为了依旧占有农村的土地，说不定哪天可以分到国家的优惠政策；但更重要的是农村人的回乡情结：哪天不打工了，家里好歹有一处养老的房子。这些偌大的两三层楼房里，绝大多数时间栖身的只有老人和孩子。独栋的房子空荡荡，和被抛在后面的乡村一样寂寥。

▲ 课间

段小琴出生于1967年，她人生中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，就在这所新店小学。从1988年起，她见证了这所学校从最初的泥巴房，到全村人搬砖改建为二层楼房，到如今教室里还配备了多媒体设备的改变；也见证了学校的学生如何从两百多名，减少到一百多，再到如今的15名的历程。新店小学先没了幼儿园，接着被撤去了五年级及以上的班级。今年2月，由于家长的反对，它逃过了被撤销顺利开学，而接下来9月的新学期能否顺利招生，依然还是未知数。

随着学生和老师的减少，段老师直接住到了学校里。面临接下来新店小学可能撤销的现实，她一面坚持着不愿撤销，一面提到学生人数越来越少时，她也承认无奈的是撤销在所难免，无论如何，现在她会“抗争”到底。

30年的教学经历让她并不认为自己的教育水平会低于镇里的老师，相反，由于人少且位于偏远乡村，这里每个孩子得到的社会和老师的关注都大于中心校的学生们。幕天公益会定期送去书籍，互加也在这里开设了在线教育课程。

不过下学期，四年级的11个孩子就会到镇里读五年级，到时如果不让继续招生，学校可能就只剩下4个二年级的孩子。“我会争取招新的一年级学生。”段老师肯定地说，但问到“如果允许招新生的话，村里大概还能招到多少人”时，段老师和邹老师都显得犹豫，“可能也会有五六个吧。”

学生的减少是不争的事实。

2012年发布的一份《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》显示，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，中国农村小学减少了22.94万所，减少幅度超过一半，教学点减少了11.1万个，减少了六成；平均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、30个教学点、3所初中。就邱场镇而言，曾经的12所小学减少到了如今的5所，其中2所（包括新店小学）岌岌可危。就算是中心校，他们的生源也在逐渐减少，很多孩子跟随父母进城读书，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。